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公元前1世纪,中原王朝就已开始通过海路进行对外交往。 然而,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宋代之前的海上活动在国家事务中并不重要。 宋朝时期,由于北方长期战乱,朝廷开始注重商业,鼓励海外贸易。 海上活动由此进入空前繁荣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逐渐提升。 元代是我国古代海上活动最频繁、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超过了陆地丝绸之路。 元朝的船只远至波斯湾和红海沿岸,欧洲和非洲的旅行者也通过海路往返于东西方。 海外贸易和海上对外交往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为明代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基础。 明朝中后期和清朝实行海禁政策,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

多重因素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繁荣

元朝时期,受多重因素影响,海上丝绸之路日益繁荣。 首先,元朝在征服过程中增加了对海外世界的了解。 蒙古人征服欧亚大陆后,边界迅速延伸至海岸线,进一步展开海外征服。 忽必烈统治初期,不断派遣使者招揽海外各国投降。 乌乌人也迷失在黑暗中。 他们五次奉命出海,到印度、斯里兰卡、占婆、苏门答腊等地指教。 杨廷弼四次前往印度西海岸的库兰王国,召见沿途各国,要求他们纳贡。 在招兵买马的同时,元朝军队东征日本,南征安南、占婆,元末又远征爪哇。 在这些战争中,元朝对海外世界的了解大大增加。

其次,元朝在与南宋作战、通过海上运粮的过程中,锻炼了其航海造船技术。 元朝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建造了8000多艘船只。 南宋灭亡后,元朝接管了南方的海军和舰船,海军实力大大增强。 元朝中央政府设立海上万户署,每年用海船从江南运往大都的大量粮食。 海上运输成为常规运输方式之一,航海技术和经验在此过程中不断积累。

第三,元朝对海外贸易的鼓励以及皇室对奢侈品和珍奇动物的需求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元朝政府在各港口设立市航运司,管理海外贸易。 此外,还投资设立“公务船”,依托国家资本进行海外经营。 这些船只除了出海做生意外,还担负着寻找宝藏、药品和运送信使的任务。 在政府鼓励海外贸易的背景下,来自南海和印度洋的商人纷纷涌入该港口。 马可·波罗描述泉州港时说:“假设一艘载有胡椒的船去亚历山大港或者去基督教国家的港口,那么按照比例,必须有一百艘船来到茨通(即泉州)这个港口。”

此外,蒙古统治的扩张增加了东西方交流的需要。 元朝一直与伊尔汗国保持友好关系,并互派使节。 元朝与中亚汗国战争期间,陆路安全得不到保障,双方的交通大多通过海路进行,这也是海上交通运输兴起的重要原因。

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荣

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叶,中国海上霸主之势开始显现。 宋代之前,没有明确的考古证据或文献证据证明中国船只曾经进入过印度洋。 到了元朝,国家的影响力首次扩展到波斯湾地区,与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以及印度洋周边国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中国船舶与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保持频繁往来。 他们在印度海岸建立了定期的商务旅行和贸易点。 他们与伊朗南部胡里莫港有着长期密切的联系。 还有中国船只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记录。 可见,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范围空前扩大。

经过长期的海外贸易,东西方的物质文明交流极为繁荣。 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以及各种生活用品已传遍东南亚和印度洋,影响着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 据《真腊风情》记载,真腊人最初用树叶盛饭,用手抓饭。 大量中国货物进来后,当地人改用中国瓷器或铜盘盛饭,地上也长满了明州草。 宴会期间,达官贵人的仪仗游行所用的伞盖是用中国红丝绸制成的。 波斯历史学家也多次提到,来自中国的货物有丝绸、瓷器、纸张、墨水、孔雀、马具、毛毡、肉桂和大黄等,并强调丝绸和瓷器是中国最好的东西。

在海上活动空前频繁的背景下,元代造船技术迅速发展。 无数海上旅行者被中国帆船震撼。 马可·波罗提到,元初的中国船只每艘需要300名水手,可装载5000-6000筐胡椒,只有一个甲板和60个舱室。 房间,4-6张帆。 伊本·白图泰于元朝末年抵达中国。 他描述的每艘中国船只都有 600 名水手和 400 名战士、12 块帆和 4 层甲板。 船上有客房、套房和商店。 每间套房均设有客房和浴室。

由于海上交通便利,大批商人、使节、传教士和旅行者通过海上旅行,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奥多里克,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都曾乘坐海船穿越东南亚和印度洋,往返于东西方之间,并分别留下了著名的游记。 记录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中国的王大元年轻时曾两次出海,分别在东海和西海旅行和贸易。 他留下了一部重要的航海志《岛夷志略》,记载了200多个国名和地名,其中许多是中国首次见到。 地理范围东至菲律宾群岛,西至非洲。 海上交通的发展也带来了海外使节的源源不断的流动。 仅忽必烈在位期间,就有约40个国家和地区进贡110次。

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元代地图的编制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当扎玛拉丁奉命编纂《元朝总地理志》时,他收集了全面的地理资料,其中包括各种波斯图表。 这些图表被称为“海道慧文拉纳玛”,慧慧是波斯语,拉纳玛是波斯语“路书”的音译。 这些资料被编成元代的《大易通志》,其中包括一幅完整的《世界通用地理图》彩绘地图,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即太平洋沿岸,到“太阳落山的地方”,也就是西域的西边。 明代的《明代浑邑图》和《浑邑历代都城图》也是根据元代总地理图编制的。

海上丝绸之路构建交通网络

考古资料表明,五千年前就有人类跨海航行的痕迹。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水手、商人、传教士和旅行者不断在海上航行,寻找新的货物、新的土地或任何未知的事物。 这些航海者的交往,将大洋两岸的陆地连接起来。 通过海洋进行的交流,特别是长途贸易,使海洋成为共同的空间。

从元朝初年起,中央政府就开始实行“互通有无、各尽所能”的海外贸易政策。 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长途贸易变得越来越频繁。 地区之间不仅交换商品,还交换知识、信仰和思想。 国家之间的联系也因此变得更加密切。 元朝使节杨廷弼率团访问印度东南部的马巴尔王国时,受到宰相马因德、布阿里的热情接待。 理由是“当国家的船只到达泉州时,诉讼也得到了安慰,但没有什么可以偿还”。 布·阿里的祖籍是阿拉伯半岛东海岸阿曼的沿海城市哈尔哈特。 11世纪至12世纪,阿曼地区陷入混乱。 当地居民继续通过海路迁徙到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其他地区。 布阿里的祖先迁徙到了马巴勒国。 他的父亲和国王马巴里称兄道弟,但父亲死后,布阿里却嫉妒国王。 因此,他多次派遣使者和商船与元朝搞好关系。 最后逃出马八国,经海路前往元朝。 中书为官,至中书右丞。 忽必烈赐予他一个朝鲜女子,名叫蔡。 作为妻子。 布阿里的经历是元代海上交通繁荣的剪影之一。 这种通过长途贸易建立的地区之间的联系超越了传统的国界概念。

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将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次大陆、西亚、东非乃至地中海地区连接起来。 各个海域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和政治经济单元,而是形成了相互密切影响的交通网络,其范围在元代空前广阔。 不仅如此,各地区通过海路相互交流的密度、强度和速度,将原本相互隔离的不同地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频繁活动,东西方之间形成了海上交流网络。 这个网络既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又包含多个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海上通信网络的形成是各部分相互影响累积的结果,因而显得既有序又充满无序,统一性与离散性并存。 尽管这个海上通讯网络与今天的样子相去甚远,但其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却令人震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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