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官场,打听一个人的“真年”是一种禁忌和不礼貌的行为。这与西方文化中询问女性年龄的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人家庭背景良好,凭借好的家庭关系得到官位;与这些人相反,通过科举得到官职的人倒是经常虚报年龄。就像范进这个“忠厚人”一样,甚至年龄缩减了24年。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又该缩减多少年龄呢?

  ; 在北宋的一个夏季,朝野上下一道人事任命引起了广泛争议。这项任命中,一个研究员初出茅庐便出任了一个地方的市长职位,这激起了人们的广泛质疑。其质疑点在于,这位年仅28岁的青年能够胜任如此重要的职位吗?尽管这种年龄的官员并不罕见,但当时人们仍旧对这位青年官员的家庭背景心存疑虑。于是打听一番,竟然发现,原来这位年轻的研究员是当朝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潞公文彦博家的六公子。谜底揭开之后,朝会上的谏官苏辙、王觌当面参劾操纵这项任命的官员,表示他的动机是基于对文彦博的追求。从古代官场年龄问题观察古代仕宦制度的变迁,可以探讨出很多有趣的问题。这其中,汉朝的察举制度不断推催使得官员年轻化。古代官场中年龄并不是官员晋升的关键,秦皇汉武时期是一个充满神话般的时代,年龄不成为问题。甘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十二岁就赴赵国出使,之后被提拔为上卿。但是,甘罗并不是凭空提拔的,按照《战国策》的记载,在此之前,他已经是相国吕不韦的正规官员,担任少庶子的职位,协同中庶子负责中高级干部(卿、大夫)庶生子弟的教育工作。《汉书》卷七十六中的二千石传记总共收录了六篇,其中有五篇的主人公都是在甘罗这个年龄段就开始工作了。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当时,出任公职并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成为问题的由来始于察举制度。察举制度是一个选官制度,州郡每年要向中央推荐人才,常规的推荐科目主要是孝廉和秀才,被视为进入仕途的正途,相当于后世的进士科举考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权贵阶层把持了察举制度,使其变成了维护特权的方式。如果你在甲州提拔了我的子弟,我就在乙州荐举你的子弟,最终使特定阶层垄断了官场。为此,年龄限制出现在了官场中,防止特定阶层通过荐举方式操纵官场的情况再度发生。在察举制度中,被举者有可能当上握有察举权的郡守之后,再荐举当初举荐自己的子弟为官。这种情况在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被长水校尉樊倏上书反映,他表示现在郡国举孝廉,都是选择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回报的年轻人,而那些年长有名望、有学问的人大多数都被忽视了。这表明在察举制度中,孝廉的整体年轻化趋势持续加剧。然而,年轻化并没有使得察举制度更好地选贤纳士,事实上,它对改善吏治也没有任何帮助。因此,到了汉顺帝时期,尚书们开始提出取消察举制度,转而采用更公正的考试制度,以期招募更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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