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1008年8月5日-1075年8月8日),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人,北宋家、词人。下面历史资料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韩琦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宋人欧阳修赞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其文“词气典重”,“有垂绅正笏之风” ;为诗不事雕琢,自然高雅;工于书法,尤善正。家中聚书上万卷,在安阳筑有“万籍堂”。今有《安阳集》《谏垣存稿》等传世。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韩琦于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1008年8月5日)出身于世宦之家。据韩琦墓志、行状记载,自五世祖以上,韩氏多葬于博野县蠡吾乡(高祖改葬赵州赞皇县),至曾祖韩璆以来,则改葬于相州安阳县(今河南安阳)的丰安村,故而韩琦认为自己是相州安阳人。据《泉州府志》记载:“韩琦出生于泉州北楼生韩处。”为其父韩国华知泉州府时与婢女胡氏连理所生。

韩琦四岁时父亲去世,此后由几位兄长抚养。长大以后,已能自立,有远大的志向。为人“端重寡言”,不喜嬉戏,学问过人。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在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并携母胡氏就职 。天圣八年(1030年),胡氏逝世,韩琦去职丁忧,至明道元年(1032年)服丧期满,起复为太子中允,改授太常丞、直集贤院。明道二年(1033年)六月,监左藏库。

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韩琦被调为开封府推官,获赐五品官服。次年(1035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

直言敢谏

景祐三年(1036年),韩琦自请外任地方,获知舒州,因故未能成行,于八月留拜右司谏。

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韩琦敢于直谏,诤言谠议。他抨击权贵,举荐当时名臣杜衍、范仲淹等,“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前后七十余疏”,其建议多被朝廷采纳 。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发,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韩琦连疏四人庸碌,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使四人同日罢职,即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他自此名闻京师。

韩琦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的官场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裁撤虚职、减省冗费。名相王曾对他人少有称许,此时却称韩琦的建言“切而不迂”。韩琦闻言,愈加自信。

宝元元年(1038年),韩琦以假太常卿、昭文馆直学士的职衔充任接伴使。此后奉命发解开封府举人,并与三司共同商定茶法。同年,韩琦被授为契丹(辽朝)正旦国信使,出使辽朝。还朝之后,任“同三司省国用”,转官起居舍人、知谏院。

宝元二年(1039年),韩琦被升授为知制诰、知审刑院。因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又于同年被任命为益、利两路体量安抚使,获赐三品服 。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史称其“活饥民(一)百九十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指韩琦)之来,更生我也。”

西北御夏

自景祐五年(1038年)起,原臣服宋朝的西平王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公开与宋朝对抗,使得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非常吃紧。宝元二年(1039年),韩琦刚从四川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 [19] 。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李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因“荐引朋党”罪名而被贬至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又为被诬陷的刘平的宗族子弟申辩。五月,韩琦以枢密直学士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他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分兵诸路,容易被各自击破,不如“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

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开封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进攻。后根据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1041年)春,李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命令诸将严加防守。

二月,李元昊率十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一万八千人,以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如果违命,即使有功,也将定罪处斩。”

任福在张家堡南小捷,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以北的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这正是西夏军队发出的合击信号。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奋战后仍遭遇大败,包括任福在内的将卒六千余人阵亡(将校军官死亡数百人)。

韩琦闻讯后,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数千人,号泣在他的马首前,拿着旧衣、纸钱招魂,哭道:“你从前跟随招讨(指韩琦)出征,如今招讨回来而你死了,你的魂识也能跟着招讨回来吗?”当时哀恸之声响彻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 。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各自设置帅臣,其中韩琦兼任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

庆历二年(1042年)四月,朝廷为四路帅臣换职为观察使,范仲淹等三人均不肯接受,只有韩琦同意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命韩琦恢复旧职,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与范仲淹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

当时在陕西的东兵自禁军宿卫而来,不耐劳苦,韩琦奏请增添土兵代其戍守,又筑德顺军,以作为萧关、呜沙道路的屏障。

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深为朝廷倚信,故天下人称为“韩、范”。

庆历新政

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正在“谋取横山,规河南”的韩琦与范仲淹一同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

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来称赞韩琦等人。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

当时,李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此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着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如: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选贤任能,罢黜庸陋之人;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一万余人,以减少用度。他不但大举修缮鄜延路的城寨,还认为应该等到西夏同意归还侵占宋朝的土地后再同意议和。

庆历四年(1044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开封。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认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同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全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随后,韩琦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泾原路帅臣尹洙反对渭州宿将刘沪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的举动,但朝论“不谓然”,他心灰意冷,遂自请出外,于三月被罢去枢密副使之职,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抚治北疆

韩琦在地方时,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庆历七年(1047年)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资政殿学士、知扬州迁为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二月,转知真定府(今河北正定)。

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并兼安抚使,进位资政殿大学士,又加观文殿学士。 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的方法,对品行极其恶劣的士兵果断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仁宗只好令廖浩然回京,并施以鞭刑。

并州辖境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酋豪”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

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至和二年(1055年)春,韩琦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九千六百顷。

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在家乡,他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

中枢十载

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韩琦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成为宰相。嘉祐六年(1061年)闰八月,以原职进拜刑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封爵仪国公。

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年)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韩琦拜相后,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赵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仁宗病逝。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韩琦出任仁宗山陵使,并加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进封卫国公。

英宗即位之初,突患暴病,由慈圣太后曹氏垂帘听政。一些宦官不断向曹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曹太后时,曹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

治平元年(1064年)二月,韩琦提举修《仁宗实录》。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曹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英宗特授韩琦为尚书右仆射。他多次请辞相位,英宗均不许。次年十一月,充任南郊大礼使,进封魏国公。

英宗亲政仅半月,韩琦等人就提议讨论关于英宗生父、濮王赵允让的名分问题,而英宗为了减少追封阻力,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满二十四个月)再议。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争论持续了十八个月,其中以韩琦为代表的中枢宰执等顺应英宗之意,建议尊赵允让为皇考,但遭到了翰林学士王珪、侍御史吕诲等人的反对,他们力主称仁宗为皇考,赵允让为皇伯。曹太后闻讯,一度草诏严责韩琦等,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暂缓讨论此事。最后,韩琦等劝说曹太后签押,同意称赵允让称“皇”,其三位夫人并称为“后”,并贬吕诲、吕大防、范纯仁三人出外。此事才告终。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时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

治平三年(1066年)九月,西夏大举进攻大顺城(今甘肃华池县西北白马乡),韩琦建议“停岁赐,绝和市”,遣使向西夏问罪。枢密使文彦博反对,部分朝臣亦举仁宗时对夏战争的旧事。韩琦判断:“李谅祚(即夏毅宗)不过是个狂童,并没有李元昊的智谋计略,而如今的边防远过当年。马上派人诘问,夏人一定服罪。”英宗按其意见行事,李谅祚果然上表谢罪。英宗得到消息后,看着韩琦说:“一如你所料。”同年冬,英宗病重,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

押班事件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病逝,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并任英宗山陵使。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实为诬告,将其罢职,但韩琦在英宗的永厚陵复土后,不再入中书门下办公,坚决辞位。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及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并在韩琦入宫奏对时泣道:“侍中(指韩琦)一定要离开,今天已经降制了。”又在东京兴道坊赐他一座宅第,擢升其子韩忠彦为秘阁校理。韩琦辞退所授两镇,仅兼领淮南节度使。

正在这时,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兼陕西四路经略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最初同意放弃,但在陕西宣抚使郭逵的劝说下,反对焚弃绥州。一个月后,西夏国主李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兼北京(亦指大名府)留守、河北四路安抚使 ,并被准许便宜从事。

新法之争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次年(1070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同年,韩琦解除了河北四路安抚使之官,仍判大名府。

在对外关系上,韩琦被认为“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当时宋和契丹在“划界”河东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韩琦上疏神宗,认为宋在边防策略上主动进攻,积极防御,有七事致“契丹之疑”,吁请神宗去掉各项新法,并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法)之类,因而罢去”,以换取边境安宁。

病逝相州

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韩琦被改授为永兴军节度使,被他推辞,仍判大名府 。判大名府期满后,朝廷根据韩琦的要求,命他再判相州,并拒绝解除他淮南节度使的加官。

自熙宁七年(1074年)秋起,韩琦屡次上表请求致仕,均未获准。直至熙宁八年(1075年)五月,方才被再度授为永兴军节度使,因韩琦病重,已不能就职 。六月二十四日(8月8日),韩琦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八岁。神宗在禁苑为他恸哭举哀,又辍朝三日,即日赐其家银三千两、绢三千匹,并下诏允许韩琦配享英宗庙庭,特赠尚书令,赐谥号“忠献”;随后发兵为其筑墓,亲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

宋徽宗时,“追论琦定策勋”,加赠韩琦为魏郡王。

宝庆二年(1226年),宋理宗图画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韩琦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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